律师案例:从新城王振华案谈罪行法定原则的坚守

日期:2020-07-27 11:34:19     人气:      来源:攀枝花律师

  从新城王振华案谈罪行法定原则的坚守

  新城王振华猥亵幼女案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甚至很多律师也参与了讨论,发表了很多看法。笔者闲暇时也关注了网上的言论特别是律师的言论,看了之后有话想说。

  无论公众情绪如何,无论舆论如何导向,罪行法定原则不容突破!

  王振华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因笔者不是他的辩护律师,对案件的实际情况不了解,所以对王振华到底是否犯罪,不敢妄作评判。但是网上普遍的人都认为“一审判轻了”这个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也深感悲哀。

  在1997年刑法典颁行时,在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我国第一次把罪行法定的原则在刑法中以条文的方式 予以明确,这是我国法制前进的一个标志。按照本人的理解罪行法定原则不但要求罪行法定,而且量刑以及行刑都必须以刑法明文规定为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从网上了解王案的信息来看,就算王振华猥亵罪成立,没有237条第二款规定的加重情节“即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的情节”仅有第三款规定的从重情节。一审对王振华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是体现出了从重处罚。不能因为社会公众痛恨这种行为,就无视刑法本身的规定,高举道德的旗帜就要求对刑法做扩大解释,突破罪行法定原则,要求对其处5年以上的刑罚吧!如果社会公众、立法者都认为猥亵罪、特别是猥亵儿童的,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足以惩罚这种犯罪,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程序修改明确对猥亵儿童罪的刑罚,对以后犯同样罪行的予以更严苛的刑罚。但现在,无论舆论如何沸腾,公众情绪如何不甘,在王振华罪名确实成立的情况下,判处王振华5年有期徒刑,体现了从重处罚的立法本意,是罪行法定原则在本案的具体体现。本人曾经在办理一个强迫交易案件时,就曾对公诉机关说明指控我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的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不应当依照强迫交易罪科处刑罚,这是罪行法定原则的要求。但基于特殊原因,本案还是以强迫交易罪对我的当事人处以刑罚,但好在本人为其争取到了一个缓刑。所以,本人认为,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不能因为公众的情绪、舆论的影响就对刑法做扩大解释,不能突破罪行法定原则。

  律师为被告发声是律师天然的职责!

  从春秋战国的“讼棍”邓析子、西方的“保护人”雅典人安提奉(Antiphon),到现代律师,为被告发声是律师的天然职责!律师为辩护人发声不但是法律的规定,而且是自有律师这个职业以来的天性!本人记得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副院长就在法院报上发文说过这样一段话“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律师不为被告发声,不与公诉机关对抗,难道还要迎合舆论,帮公诉机关去让被告判得更重吗?那这样的话,律师这个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王振华案件中,陈有西律师作为他的辩护人,穷尽各种手段,为王振华辩护,与公诉机关对抗,希望法院能认定王振华无罪,正是律师职责的天然体现。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公诉机关对抗,是天然的,因为公诉机关要指控我的当事人有罪,我要为被告辩护认为他无罪或者罪轻,就必然产生对抗。辩护人在庭审中,不与公诉机关对抗,难道你去迎合公诉机关,去做“人形牌坊”,让法庭的审理只是走过场吗?本人在承办一起涉黑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就跟法院表明态度,不做“人形牌坊”,将为被告做无罪辩护。我认为,只要你担当了一个被告的辩护人,你的职责就只有一个,为被告发声,与公诉机关对抗,让法院判决被告无罪或者罪轻,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的职责和功能。可笑的是,在笔者看来陈有西律师为王振华正当的辩护被解读为无道德,无底线,网上一边倒的对陈有西律师谩骂,侮辱。甚至还有律师朋友也对陈有西律师的辩护提到道德的层面予以盘诘,本人就更不能理解了。难道陈有西律师依法正常履行辩护职责有错,还是违法了?看到网上有人传言说陈有西律师收了上千万的律师费,所以为当事人辩护。那么,我想问,我等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就可以不恪守律师职责,不为当事人辩护吗?那显然违反了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违反了律师的法定职责!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罪行法定原则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入公诉人,审判人员、律师等法律职业人的心里,才能做到罪刑法定,律师才能真正为被告发声,才能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才能防范冤假错案,才能不断推进中国法治进程。